刊于今日《新闻晨报》

在撒谎者、小偷和杀人犯之间，是否呈现正态的相关关系？最近，美国佛罗里达州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7月5日，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一个法庭，12名陪审员一致裁定，涉嫌在三年前杀害自己亲生女儿科莉的单亲妈妈凯西，谋杀罪名不成立。

这一震惊美国社会的案件所引发的关注，不亚于17年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因涉嫌两项一级谋杀最终被宣告无罪的案子。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17年前，民众只能在观看电视转播后，对着自己的家人和有限的好友发表对案件的看法；而今天，民众虽然依旧主要通过电视转播获得信息，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借助Facebook和Twitter向全世界发表自己的看法，包括分析、批评和咒骂。

跟几乎所有由陪审团审判的案子一样，由于诉辩交易的程序已经结束，控辩双方都只能孤注一掷，赢了就会赢得一切，输了则将失去一切。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案子，控辩双方往往又都有一些有利或不利的地方，使得案件本身存在争议。在凯西案中，控方的有利之处包括：

首先，凯西在案发后有若干不合常理的举动。女儿即便是意外死亡，也不至于长达一个月时间不报告。通常，正因为是意外，更要主动及时报案澄清；其次，凯西本人在警方面前频频撒谎。先是在母亲报案后向警方谎称女儿被保姆绑架，被证实根本不存在保姆其人后，又辩称幼年时曾遭父亲和弟弟 “性侵犯”，因而不敢告诉家人；再次，有许多间接证据均对凯西不利。比如在她遗弃的汽车后备箱里散发出尸臭；在她住处找到的胶带与缠裹尸体的胶带相同；案发前她曾经多次在网上搜索过某种化学物质的信息，正是这种物质使科莉窒息死亡。

由于案件涉及家庭伦理和幼儿伤害，加上好几家电视台现场直播庭审过程，公众的情绪被不断点燃和加温，绝大多数民众均认为凯西有罪并应当严惩。但12名陪审员（还有5名候补）自案件开审即被隔离，不能接触任何与案件有关的报道和评论，只能根据法庭上展示的证据作为判断标准，因而获得了被汹汹民意所遮蔽的另一面的信息：

首先，案件没有目击证人。没有任何人看到或者听到凯西杀害了自己的女儿，相反，倒是有证人出庭作证说，凯西曾经说过这是一个意外；其次，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凯西杀害了科莉。加拿大电脑专家出庭作证说，凯西在google上搜索某种化学物质达80余次，美国专家则说只搜索过一次；缠裹尸体的胶带，确实跟凯西家里找到的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在自己家里找一找，恐怕也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胶带上没有凯西的指纹。由于尸体是在案发将近半年后才找到，也没有DNA证据能够将凯西和案件联系起来。

庭审持续了30天，先后出庭的证人多达91名，冗长的庭审令公众越来越不耐烦，甚至越来越愤怒。这跟始终坐在法庭上的十几名陪审员不一样，他们得到的只是上述莫衷一是的信息，民众的情绪被有效地隔离了。最终，经过11个小时的讨论，陪审团一致裁决：凯西撒谎的四项指控成立，但是谋杀罪的指控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17年前，辛普森案宣判，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暂停办公，打开电视收看裁决结果。看到陪审团裁决辛普森无罪，总统沉吟半晌，没有说这是正义的胜利，而说：这是美国司法的胜利。三年后，在民事诉讼中，辛普森输了官司，被判令赔偿被害方3000万美元。辛普森后来还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 《假如我干了》。

17年后，凯西案宣判，同样是无罪。然而，警方的结论是科莉死于他杀，而凯西则认为是一场意外。鉴于美国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案件两次受审，因此，即使再发现新的证据，也不能再追究她。

时间不可逆转，任何社会都会有查不清的案子。这时，是打出一个所谓的“真相”，还是遵循正当程序，切实保障人权，是检验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尺。两百多年前，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这样论述“疑罪从无”的原则：将有罪的人释放，不过是判处他们（心理和精神意义上的）终身流放而已，倘若对无辜者用刑，则是实实在在的大错。

或许，更值得回味的地方是：美国社会在宣判前，通过网络等新媒体不断地宣泄情绪，判决前一天，还有将近八成的网民认为凯西有罪。而当宣判结束，惊愕之余，绝大多数不是匿名发言的民众，都声称尊重陪审团的裁决。

让民意归民意，让司法归司法，他们做到了。

（作者为资深刑辩律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原始链接：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1-07/12/content_6114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