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应JERRY的邀请，我从费城赶往纽约，去上一堂课。

纽约大学我五年前去过，出了PENN STATION，顺着第七大道，从32街走到6街，再往东走两个BLOCK，穿过第六大道是华盛顿广场，广场西南角就是法学院。

JERRY刚从巴西回来，一点看不到满世界奔波后的疲倦，记得上次见他是去年6月在上海，参加他的80庆生纪念研讨会。

那个研讨会后，我以为他要退休了，没想到还在给学生上课。

昨天的课程内容是关于中国刑事诉讼的二审程序以及规范量刑的问题。

教室是美国大学最常见的那种小型的、阶梯式的、圆弧形的教室，大约有二十来位同学，美国的、日本的，当然主要是中国学生。加上他的研究助理（顺带为我翻译），还有几位访问学者，差不多就满了。

美国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上课，基本上人手一台电脑（约一半是苹果），教室里都有WIFI，随时可以连在网上。课堂气氛也比较轻松活跃，由于学生不多，可以随时举手提问或评论。

我在费城就拿到了上课的材料，到了纽约，我问一位同学：你们花那么高的学费，从中国来到这里就学这个？言下之意，这种东西在中国不是可以学得更好？她苦笑了下，无奈的说：是呀。

结果一开课我就发觉自己错了。

讲课的人一共三位，除了我和JERRY，还有五年前就见过的JACOBS教授。JACOBS是研究美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教授，JERRY既精通美国刑事程序（他年轻时担任过检察官），更是美中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法权威，因此，他的角色类似主持人。

一开课，介绍完我之后，JERRY先点评最近中国国内的几个热点案件，然后介绍今天需要探讨的两个问题。

接下来由我讲二审程序的一些特点，重点讲了书面审理的问题。JACOBS教授则针对我讲的内容，介绍并评论美国上诉审程序的特点和不足。JERRY再对我和JACOBS提问，将课程引向深入。

基本上，一般性的内容都需要学生在课程开始前就预习掉，然后上课要解决的是你在教材和理论上无法发现的问题。这一点最明显的体现是关于量刑规范化的部分。

我承认中国高法去年出台的规范化量刑司法解释是一项改革，但不认为它的意义有宣传的那么重大，原因在于中国的司法体系与美国不同，定罪和量刑都由同一个合议庭在一个程序中解决。这样，当辩方提出无罪辩护时，就不得不放弃量刑的辩护。同时，人民群众最为盼望的规范腐败案件的量刑标准问题，也被这个解释回避了。最后，我介绍了苏惠渔教授多年前的电脑量刑课题。

JACOBS教授提到，由于美国的“联邦量刑指南”没有强制性，因此同样面临规范量刑的问题。有的法官严守量刑指南的标准，另一些法官则喜欢别出心裁。而公认量刑最好的州只有不多的几个，比如明尼苏达（密苏里？），但是，关于什么是“好”，随即又有争议。基本上，JACOBS教授认为量刑只能同罪名相联系，不能同罪犯想联系，不然就会失去确定性。我完全同意这个判断。

两小时的课程，转眼就结束了。临结束前，JERRY用中文跟我说，不要对美国的刑事诉讼过于乐观。我则告诉他，如果这个都不值得期待，那我就不知道该期待什么了。

这时我已经改变了课程开始前的看法，不再认为学生们的学费花得不值。你想，这样的课上个一年，甚至上上三年，一般认真的学生，不难成为美国和中国刑事司法程序的专家。

课程结束已经快六点，我得离开去赶7点的火车。

费城到纽约的距离，大概跟上海到杭州差不多。8点40分，我已经回到费城家中。

年轻时的JERRY

年老时的J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