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节版刊于2011年3月30日东方早报

业已过去的一年，有两句网络熟词屡被公众提及，其一是“我爸是李刚”，其二是“恨爹不成刚”，说的都是河北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李刚。

新的一年，随着李刚之子交通肇事案的了结，更多作为网络人物而不是保一方平安的警务人员，李刚局长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被新的热点所取代。对此，最感庆幸的想必是李刚本人，多少个不眠之夜，他扪心自问，感叹上苍让他逃过一劫。如果不再出意外，他的位子不但可以继续坐下去，搞不好还能够咸鱼翻身，坐上去。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意外”还是再次发生了。

据新京报报道，2006年8月中旬，保定市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警方从手机电话清单上查到了犯罪嫌疑人，2007年12月10日，嫌犯王朝被以抢劫罪判刑13年。

经过一审、二审，判决生效了，但是事情并未了结。多名证人证实，案发时王朝并不在保定，而是身在150余公里之外的石家庄。就作为自然犯的抢劫案来说，只要被告人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并经查实，显然就是一件铁定无罪的案子。但是控方却以一份瑕疵多多的通话清单，以及一些不完整的高速公路通行信息，论证在极端的情况下，被告人具备“作案的可能性”，于是就定案了。

这样的判决显然不符合无罪推定以及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经过家人的持续申诉，出于某种尚未尽知的原因，2010年11月22日，河北高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遗憾的是，此案侦查阶段的主承办人，正是去年的负面新闻的主角——李刚副局长。根据王朝本人的陈述，他“遭遇了从前在历史课本中得知的种种酷刑”，而第一个动手的人就是李刚。世事无常，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目前，王朝的案子还在等待重审，案件的是非曲直尚不明朗。但就李刚局长的遭遇和作为，有细细分析的必要。

首先就其子的交通肇事案来说，根据罪责自负的归责原则，与李刚本人还真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顶多是又一个“为父不仁”的例子。倒是从其子身处危机而大言不惭地说出“我爸是李刚”这样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李刚为警的个人风格、处事方式和行为习惯，或者直接说是官威似也无妨。

然后来看王朝的抢劫案，李刚与王朝素不相识，本没有构陷王朝的必要。假如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李刚的角度想一想：在一个二线城市，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持枪抢劫，而且使用了枪支（据被害人陈述嫌犯朝地下开过一枪）。这在一个强调“命案必破”、‘“枪案必破”的高压管制时代，对一个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来说，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很自然的，根据被害人的描述，嫌犯接过三四个电话，于是查电话，查漫游电话，重点排查，锁定王朝，再抓捕审讯，上手段逼供，最后拾遗补缺固定证据，向上面交差。交完差立了功领了赏，案子再到检察院和法院转一圈，盖上红戳子完事。

这不止是李刚一个人的思路和行为模式，它是当下中国刑侦程序的最典型流程。差不多在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这个流程不会发生错误，但在不到百分之十的案件中，就会出现佘祥林，出现杜培武，出现聂树彬，出现呼格吉勒图，等等。如果李刚不走运，这次很可能得加上王朝。

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是这样的一些原则：如果一个人被怀疑犯了案，从最不利于他的角度分析，确实可能是他干的；而从有利于他的角度分析，似乎又有种种疑点，难以支持犯罪。那么，法律规定应当采信有利于他的角度，作出无罪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讲的结论不是警方的结论，而是司法的结论。就全世界的警察来说，都是坚持有罪推定和疑罪从有的，这是他们工作性质的要求，他们需要收集一切的可能性来帮助破案。但是警察不能羁押嫌疑人（必须由预审法官决定），不能使用逼供手段（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当然更不可能单方定案（陪审团可能作出各种连法官本人都不同意的裁决）。如果我们不是只在法条中而是在司法实践中也坚持这些原则，王朝的审判长早就判决王朝无罪了。

李刚未必是一个好父亲，至少他对儿子负有管教不当的责任；李刚也不是一个好警察，他涉嫌对王朝使用不当而非法的逼供手段。然而，即使王朝的案件最终被证明是个冤案，也不应仅由李刚承担全部的责任，李刚背后的司法环节，才是一切冤案的根源。同样是河北的案子，惩罚了李刚，又改变得了聂树彬的什么呢？

作者系资深刑辩律师，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