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鸿
我老家在云南红河的地盘上，就是伍皓同志新近任职的那个地方。伍同志在州府上班，我家在由省城昆明去往州府蒙自的半道上，弥勒县竹元镇，一个山间盆地，俗称坝子。
小时候没有见过世面，以为我们竹元坝是一个大得不得了的盆地，离家5公里的镇上，最先有喇叭裤，最先有迪斯科，最先有录像室，于是顺理成章，名之为“小香港”。
多少得益于红土红水的滋养，竹元盛产甘蔗。这是一种用于制糖的经济作物，当然也是本地居民冬季的主要水果和饮料。说到甘蔗，这可跟城市居民在街头巷尾的摊贩那里看到的大为不同，不是削皮榨汁的一杯杯饮料，也不只是会嚼出甜味的一根根有节植物，而是一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甘蔗林。
甘蔗有恩于竹元人，这种可以生吃又有足够热量的植物，使竹元人挺过了那个最为荒唐而艰难的时代。尽管有各种严苛的防范和惩罚措施，但是偷食甘蔗的记忆，还是伴随着大多数当地人的一生，几乎成为一种民俗和传统。直到后来，也就是现在，甘蔗的品种由白皮蜕变成只能榨糖的红皮和硬皮，牙已经咬嚼不动。
回家过年是我与故乡之间不多的直接联系，父母还在的时候，每次回家，老人家都会一五一十地跟我讲，哪些哪些我认识的人结婚了、被抓了、出车祸了、吸毒了、老死了。他们讲得随意而平淡，絮絮叨叨的，很难吸引我持久的注意力去认真倾听。一直到他们相继老去、故去，我才发觉，自己在某种所谓城市人的自大中，错过了这个乡村的变迁史。
在父母的讲述中，甘蔗价格始终是一个固定的主题。我小的时候，甘蔗每公斤4分钱，30吨能卖上1200元，这差不多就是我们一家六口人的毛收入。扣除化肥和各种提留摊派，刨去公粮余粮的折款（甘蔗是一年生作物，种了甘蔗就不能再种粮食），能剩个小几百元的净收入就算不错。再有两到三个孩子读书，就非常捉襟见肘。这样，当我考上县城的弥勒一中，哥哥们就相继退学让路，集中力量供我读书。那时候父母常说，满园的果子就数我红。
后来，开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甘蔗的价格涨到每公斤一角三分钱，毛收入增加了三倍，但支出却同比增加了四五倍，等于净收入还下降了。哥哥们既要娶媳妇，又要供我上大学，不得不放弃农业，跟着姐夫学手艺，当起了泥瓦匠。
我工作之后，在昆明一所学校教书，春节还是经常回家。这段时间出现了一种新事物，使得甘蔗的价格陆续涨到两角到三角钱，那就是小机榨。过去，甘蔗由农户分散种植，再由国营的糖厂统一收榨。随着糖类专卖政策的松动和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开始有一些胆大的农民自己购买小型电机，驱动一种挤压甘蔗的机器，私自榨汁制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消几年就蔚成风气，村村寨寨都有一到数家的小型机榨，既与国营的大糖厂争抢原料，又与其他小机榨展开竞争，促使甘蔗价格有了明显的涨幅。
这当然触犯了国营糖厂的利益，于是有关部门开始三令五申，强行取缔小机榨，理由是小机榨榨出来的红糖不卫生，并且偷税。
不得不承认，私有制确实更有生命力。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随着国营糖厂的改制，小机榨之间也在合纵连横。一场场游击战在冬季竹元的乡间悄悄打响，取缔的官人还未进村，农人的机器已经藏得严严实实，在大糖厂与小机榨的角力中，政府从来没有得到过彻底完全的胜利。
今年的局面是，大糖厂在榨季开始前，给出了四角四分的收购价，小机榨立即以六角六分进行回应，最终逼停了大糖厂。有传言说，一些大型的小机榨已经联合起来，准备将自己的产品送交政府部门检验质量，并拟设立公司注册纳税。
我在乡间闲极无聊，重新给家里算了一笔账：甘蔗还是30吨，按每公斤六角六分算，毛收入将近2万元。刨掉成本七八千，考虑到人口增加为12人，在所有东西都在涨价并且处处需要现金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兄长们还掌握一定的工匠技艺，生活质量完全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
说到底，市场竞争只能促进资源有较合理的配置，并不能保证致富，即使你是勤劳的。
（作者系资深刑事辩护律师； 编注：早报评论版自2月21日起陆续刊出有关故乡的系列文章，以求在城市化运动方兴未艾的当下，为读者提供另一个思考维度。此文为系列文章第七篇，也是最后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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